在当前大宗商品价格冲击来袭时，许多地方的通胀率已经达到了数十年的高位。在供应问题的背景下，全球商品需求的复苏强于预期，给包括能源、金属及食品的几乎所有类型的大宗商品价格带来了很大的上行压力。随着俄乌战争的事态发展，西方先是开始逐步升级制裁，而俄罗斯也做出了某种程度的报复，还有一些面临粮价飚升的第三国，已经开始限制本国某些农产品的出口。所有这些因素都将通货膨胀推升至新高。大多数国家都看到了能源方面的巨大影响，但不仅仅是石油。鉴于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欧洲显然更容易受到公用事业价格的影响。因此，对于消费者而言，天然气和电力价格的涨幅远高于美国等国家。在一些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食品价格上涨将产生更大的影响。
当我们审视当前通货膨胀的情况时，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无疑是关键。目前很难说油价会发生什么变化。但欧佩克在油价供应方面采取了相当多的措施。石油前景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乌克兰战争的情况，对于能源价格，我们需要考虑对家庭公用事业的影响。例如，美国并未像欧洲那样出现天然气价格或公用事业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我们需要特别关注天然气的批发价格，假设供应仍然会不断持续，但由于地缘政治的背景复杂，这个假设本身就是一个不确定的领域。
目前很多公司面临的是正在上升的一系列投入成本，这在很大程度上考验公司是否能够将这些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同时也在衡量消费者需求的强劲程度。有一些公司运营利润率仍然非常高，而另一些公司的利润率已经大不如前。在欧洲的部分地区，一些能源密集型行业如造纸业，已经在缩短生产时间甚至关闭工厂，由于价格的增涨幅度太大，它们已经无法发挥规模化的优势。对于能源在其投入中所占份额小的其他行业，它们所承受的压力并不大。
从生产者的成本到消费者对价格的承受能力，需要考虑很多因素，这将取决于一些国家的需求强度。在去年，世界各地的生产者在原材料价格高胀的压力下喘不过气来，但中国等国家的消费者对价格通胀的反应却要慢得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在亚洲，消费者的敏感度要弱得多。与西方以及拉丁美洲和中东欧的新兴经济体相比，亚洲的复苏更多地是由出口和工业主导的。在所有这些经济体中，尤其是在发达经济体中，这是一场以消费者为主导的复苏，而消费者需求的强度使公司能够将这些价格上涨转嫁给他们。 还有一个中央银行越来越关注的因素，这是关于通货膨胀的额外因素。在如此高的通货膨胀率情况下，企业所承担的风险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平静下来，这里面包括增加工资的风险。这种风险在世界各地各不相同，但显然在一些经济体中，工资增长已经呈上升趋势，但仍远低于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率保持在高位的时间越长，工资增长继续加速的可能性就越大。
中央银行制定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是为了消除经济周期性疲软或周期性强势。当需求太弱、通货膨胀率太低时，他们会尝试通过削减利率和向经济中增加大量资金来刺激需求，这肯定是他们在新冠流行开始时和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之后所需要做的。2020年初新冠流行开始时，由于全面实施严格的限制，需求绝对地暴跌，当时的货币政策确实阻止了系统性金融危机，并有效支撑住了需求。这时候还允许政府能够进行大量借贷，并通过财政政策支持经济，从而提高支出和减税。但现在情况非常不同，因为通胀不仅受需求方驱动，而且受供应方驱动。因此，当你遇到如此严重的供应限制时，中央银行应该审视他们必须在多大程度上减缓需求，以限制通胀上升并使通胀回到下行路径。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换句话说，为了降低通货膨胀率，政府必须在增长方面做出多大程度的牺牲？同时由于中央银行自身面临着供应方面的巨大不确定性，如何在接下来的时间内保持自己的信誉将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通胀预期确实锚定在2%左右的水平。在新冠流行期间通胀下降得有点过低之前，央行已经开始考虑如何将通胀预期提高一点，至少回到2%的水平，可能略高于此水平。现在，他们如何将通胀预期重新锚定到2%的水平，即使他们承认在供应方面的挑战意味着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让通胀回落。但在除了努力保持其愿意采取任何必要行动以维持相对较低和稳定的通货膨胀的信誉之外，中央银行能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
正如我们看到的，一些新兴经济体已经出现了衰退，例如巴西已经从新冠流行中强劲复苏，但在过往的历史中它是一个通胀略高的经济体，在2021年他们实施了非常激进的货币紧缩政策，因此在去年下半年，巴西开始出现了衰退。而那些发达经济体在历史上大多数也都在紧缩周期以衰退告终。自1960年以来，美国经济已经出现了3次软着陆，但在美联储紧缩周期之后出现了大约8次硬着陆。尽管时间阶段各不相同，经济衰退的严重程度也有一定差异，但在紧缩周期以衰退告终的例子实际上并不罕见。
显然，中央银行从来没有启动旨在引发经济衰退的紧缩周期，至少自1980年以来没有。之后随着通货膨胀开始受到控制，他们收紧政策的目的也只是为了稍微减缓需求，或许维持一段时间低于预期的增长，以防止经济过热，这样就让通货膨胀回到可接受的水平，自始至终他们并没有实现硬着陆的计划。目前央行面临的困难不仅仅是俄乌战争的后果或持续升级的制裁等国际上正在发生的事情，还有与中国经济相关的许多不确定性，至今为止还很难判断中国随后对供应炼和世界贸易所做出的决策对全球有哪些影响。即使发达经济体的决策者审视其国内经济，他们也知道严重的工资紧缩在起作用。以美国为例，3月份通胀达到8.5%，工资增幅仍低于6%。即使美联储认为这个数字过高，它仍然相当于2.5%或更多的实际工资压缩，我们认为今年英国实际收入的压缩将更接近4%。在欧元区，这一比例可能约为2%。毫无疑问，在当前的情况下，世界出现消费衰退已经不可避免。
2022年，很多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达到10%，政府收紧了财政政策，增加了税收，消费者获得的收入相对于通货膨胀率较低，这就是所谓的生活成本挤压。在主要的发达经济体如英国、欧元区以及美国，人们在新冠流行期间积累了大量储蓄，估计占家庭可支配总收入的12%左右。对于一些已经积累了储蓄的人来说，他们实际带回家的钱可能会减少，但他们可以动用这些额外的储蓄来平衡他们的支出。这就存在了收入分配的问题。而另外一些人并非如此，他们并没有积蓄，对于这些人来说，经济衰退的感觉更加深刻，其中一些家庭不得不削减开支或将求助于借贷。有证据表明近期消费信贷和信用卡借贷有所回升，包括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全球的经济肯定会放缓，有一些经济体甚至接近停滞，有多少生活成本被储蓄和借贷所抵消，这个问题仍需要进一步观察。
生活成本的挤压是全球性的。实际上，亚洲部分地区目前的通货膨胀率要低得多，因为亚洲大部分地区由出口和工业主导，并在新冠流行后开始复苏，许多亚洲经济体已经开始重新开放，所以他们的通货膨胀率要低得多。2023年应该是消费复苏的一年，尤其是随着全球的经济从商品驱动转向服务业驱动。但亚洲的出口贸易可能需要寻找新的发展动力，仍然会有压力，因为在一些亚洲经济体中，消费者将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花在能源或食品上。生活成本受到最大挤压的是大宗商品进口国，一些新兴经济体或非洲国家是食品进口大国，它们将受到食品价格上涨的更大打击，而商品生产者受到的影响则会较小。在拉丁美洲的部分地区以及许多海湾国家，政府可能通过对家庭的经济支持，来抵消他们受通胀的影响和生活压力。
根据民意调查，有11个国家的生活成本出现危机，25%的民众表示他们目前在财务管理方面非常困难，这就需要有针对性的政府支持。一些收入较低的经济体特别依赖粮食进口或政府的食品补贴，而其中一些国家政府的财政状况已经很脆弱，所以生活成本飚升的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政治问题。面对一些低收入区域人们对支持的需求日益增长，政府实际上可能会发现自己不得不需要进一步给予补贴。
这几年通货膨胀的困扰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缓和，但高企的通货膨胀率维持的时间越长，它就会带来工资增长的风险。尽管大多数央行希望实现软着陆来缓和压力，但为了他们的信誉，他们可能需要接受一段时间的经济收缩，某种衰退。俄乌战争为世界的能源供应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也对全球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新冠病毒进一步变种和传播，这些因素对经济的复苏和增长都会构成很多的风险。今年的经济放缓主要集中在发达经济体，尤其是欧元区和英国，预计今年的增长率将分别降至0.8%和-0.3%。现在，全球经济正逐步复苏，供应链中断正在缓解，能源和食品市场混乱也正在消退。全球通胀将从去年的8.7%下降到今年的7%和2024年的4.9%，尽管比最初预期的要慢。另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几乎每个经济体至关重要的贸易对象，中国在重新开放后经济也在迅速复苏，这将使全球的经济恢复拥有更稳定的动力。通货膨胀对全球经济的压力还要持续多久？中、美、欧各国政府将会采用什麽样的政策恢复全球经济？我们拭目以待。
